|
论中国城市化及未来经济社会生态构建
作者：李宗发
中国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城市化革命，也正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未来。研究城市化理论，以科学的理论引领中国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经济学界三十年来不懈努力的课题。目前，在城市化过程中已出现一些迫切问题，为此特写此文，与关注中国城市化的同仁探讨。
一、城市发展史的经济学考察
财富（这里指经济学意义的财富，即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首源于创造，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财富，人类的活动总是围绕着财富而展开，人类的财富因为创造的发展而丰富多彩，人类的文明及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因创造发明的发展而发展，因创造发明方向的改变而改变。城市的产生，即人类的城市化同样如此，有一只手，即人类创造在推动着人类城市化发展。
首先让我们回到3万年以前，那时人类处于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创造发明还不多，只能制作出简单的石器，因此只能以狞猎、采摘野果、捕渔为生。
在12000年到14000年前，中国发现创造了水稻及其种植方法，水稻财富进入了人类的视野并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人类从此可以以种植水稻为生。水稻的优点是大量种植后，收藏起来供冬天和春天食用，人类从此摆脱了其它动物天天必须到处觅食的时代。食物财富一多，人口开始大量繁衍。并且中原地区土地肥沃、平坦，雨量充沛，因此人们在平原上大量聚集定居开垦土地种植水稻。村落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城市的形成。但是人类除了发明创造水稻、小麦种植外，还在进一步越来越多地创造其它财富，如创造陶瓷，创造缫丝，发现训服狗、羊、猪、鸡、牛、马等的方法，也就是说在那时，大多数人种植水稻，部分人狩猎、游牧等，部分人开始制造陶瓷、丝绸等，人们之间每过一段时间需要在附近一个合适的地方进行聚会交易，这些地方即成为集贸市场，并且随着这种交易越来越多，场所越来越固定，这个区域从事手工业者和商贸者就开始在这些地点定居，即形成了集市。另外，在古代随着部落的形成，为防御其它部落的入侵，在部落活动区域内需要确定一个理想的地点构筑城堡，部落首领居住那里，也就在集市的基础上修建城堡。2000年安徽含山凌家滩原始部落遗址发掘表明，中国早在5500年前，集贸易、防御、行政、玉器等作坊聚集于一体的城市出现了。
随着5000年前发明铜器，2500多年前发明铁及使用铁，接着不久发明铁犁牛耕及中国对农业种植技术的无数发明创造，农业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中国特别是在公元2世纪至郑和1435年去世结束第七次下西洋一千三百年时间里，科技远远领先整个世界。公元750年，中国的长安已成为世界科技、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国唐朝首都长安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居民超过100万人，比第二名开罗的50万人还要多一倍。在宋朝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科学技术还成就了繁荣的国内外贸易，在1131年，中国约一半的岁入来自贸易收入，开封人口最高时达到150万人。
可见，人类的城市从无到有，都首源于人类的创造，即创造出农业类财富，人们得以更好获得比狩猎更多、更好的财富及生存条件，可以在适宜广泛种植水稻的平原和流域聚集居住，可以有额外的财富去换取他人供给的如陶器等财富，因此有了一定的交换出现，集市于是出现和发展。人类的农村科技不断发明，如牛耕、铁器等创造出现，提高生产率，人们的可交换财富种类和数量更多，在城市里从事商贸和手工产品生产供给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城市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当然在君主统治时期，君主居住在京城，然后主要根据域内农业财富生产分布情况及由此决定的人口分布情况，将全国分为相应的郡、县，在各郡、县设置行政机构驻守和管理各地，行政机构所在地往往设在交通便利、农业经济发达的区域中心城镇，因此与区域经济经济交换需要的地点一致，封建自然经济社会时代城市也就具有行政、集贸、防御等功能。但是应该指出就整个社会而言，社会的经济重点和希望还是在广阔的田野里，城市还只是具有集贸功能和一定的手工产品生产聚集功能，虽然在宋代商品经济已比较发达，但城市里从事商贸和从事手工业商品供给者在整个社会中还只是少数，手工业商品、商贸收入占整个国家经济的比例还不高，从事这方面的人口比例也比较低，因此还不算城市化。
自牛顿力学后，西方抛起了科研创造革命，蒸汽机、焦炭炼铁法、肥料技术等大量创造发明出现。蒸汽机等的出现提高了生产率，使织布速度大大提高，使耕种速度更快，使大规模、广阔区域之间运输交换成为可能；化肥的发明使粮食更加高产，较少的人就可以种植供给全社会粮食财富解决饥饿、种植绵花解决穿衣保暖，况且欧洲发达国家可以出口纺织的布等工业品到其它落后国家和地区获取白银，以少量的白银换取大量粮食和其它农产品。而诸如化工、电力、机械等类财富的创造发明，使社会的财富种类更多，大量从农业中剩余的劳动力即可从事这些财富的生产供给。
对于人类的经济生产来说，聚集在一起，资源配置效率更高，交流、交换更方便，成本更低。从事农业生产是需要广阔的土地，因此不可能实现高程度的聚集，哪里有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源，农业生产就发生在哪里，从事农业的人们就只能分散居住在那广阔的土地上，最多以村、镇为单位进行聚集。而电灯、电报、电视、电话、计算机甚至是化工产品的工业生产，每个财富供给单位所需的土地少则几十平方米，多则几十亩、几百亩就够了，并且工厂与城市越近，成本越低，商机越多，用工更方便，这时候，城市也就成了工业生产、商贸的最好平台。大量从事工业生产和商贸的经济体于是聚集在城市里或城市周边进一步拓展城市的边界与规模。而大量从农村出来的劳动者要参与生产供给这些工业类财富、服务类财富等，就必须进入这些工业类、商贸类经济单位里，就必须进入“城市里”，即城市化。
随着人类二百年来科研创造的大规模出现，财富种类的急剧增多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从事不计其数的新型的非农业类财富的生产供给。据报道，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80%以上，即全国总人口的大多数居住在城市里，从事工业、服务、文化等财富供给；只有不足20%留在广阔的农村土地上从事农、牧、渔财富供给。美国1990年的情况是，约3%的人口在广阔的农村土地上从事占GDP3%的农业类财富生产供给。
二、二十世纪末及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城市化的问题研究
中国自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去世后，一方面是明朝、清朝统治者思维的落后，政治没落，闭关锁国，沉醉于天朝大国，另一方面是西方推动科学革命，很快在科技上中国落后于西方。由于中国几千年来在农业技术上非常先进，以及乾隆、康熙等历代统治者都对农业重视，即使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GDP仍然占世界的28%以上，就经济占世界比例而言比2008年美国23%的比例还高。当然由于近代中国科研创造的财富不多，沉睡于落后的农业经济，政治体制没落，即使是洋务运动，中国总的来说都未大规模向国外及时学习引进各类先进技术大办工厂，大量从事工业类财富的生产供给，总的还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国家。由于戊戍变法失败、民主主义屡受挫折，中国长期陷入军阀争利的内战之中，中国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虽然有不少有识之士以实业报国为已任，大办民族企业，但终因规模不大，并未实现中国科技现代化、经济工业化，中国仍然停留在大农业、小工厂的时代，并未实现城市化。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中国，使中国在沿海初步建立起来的民族企业受到摧毁，部分企业内迁四川，中国开始了抗日救亡的八年民族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作为世界四大强国，迎来了一次推动中国全面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契机，但因四年内战，直至1949年后满目苍夷的中国才开始蹒跚起步进入现代化建设。应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朝气蓬勃，经济增长迅速，也非常重视科技发展，然而由于不幸的政治原因，中国又一次走上了曲折之路。虽然依靠农业支持办起一些国有企业，但是计划经济生产率极低，有限的工业分散在边远的“三线”，中国仍未实现工业化、城市化。
1978年，邓小平毅然将中国带向了发展经济之道，审时度势，推行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实际上就是改变过去错误政策对生产力的束缚，解放生产力，使生产力可以充分发挥，人们可以自由地生产供给财富和获得财富。所谓开放，实际上就是放眼世界，学习外国技术和引进外资，大办企业生产供给现代不计其数的各类财富。中国沿海利用国家改革开放初期在特区特准财富自由生产供给政策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和技术，也吸引了内地不少的资金和人才，创办了大量工厂，这些工厂吸引了大量内地农民前来打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广东打工潮即“孔雀东南飞”，从而实现了中国的第一波城市化浪潮，如深圳1978年时还是一个小渔村，在国家政策特许下，大量工厂办起来和大量农民涌来，短短二十九年时间已拥有1400万人口，其中200万为本地户籍人口，1200万为从全国各地前来工作居住的人口。著名经济学家林凌研究员在其《林凌文选：改革三十年亲历》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运动，本质上是一个农民造城运动，在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的同时，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农民造城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形成高潮，这一场延续20多年的农民大流动，带有很强的自发性、革命性和建设性。深圳就是一个生动的写照。
回顾历史，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根根神奇的魔棒启动了中国财富供给与消费的机器，中国终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革命和城市化浪潮。首先是1978年冬安微凤阳、1980年四川向阳的农民挑战之前二十年里落后的经济体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邓公、万里等为首的有识领导人迅速肯定了经济体制的这一革命，国家承认和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种植庄稼的热情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率得到恢复，中国开始解决之前二十年错误政策下导致的饥饿状态。再加之袁隆平等科学家对高产的杂交水稻的发明，使得中国每亩或者说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粮食大幅度提高，不仅农民可以拿出剩余的粮食与工业、服务、文化等行业进行更多的财富交换外，而且农村可以腾出更多的劳动力涌向沿海，进入工业、服务领域，从事非农业财富的生产供给。接着是，如上所述国家实行特区和改革开放，大量引进外国技术和资本来中国办加工厂，这些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不可能从外国带大量高工资的工人来中国，因此大量招聘中国农民经简单培训后进行生产劳动。因此中国大量农民进入工业领域从事工业生产成为工人，尽管落后、疆化的户籍制度拒绝承认他们为工人，一直称他们为“农民工”，但是他们终年从事工业生产的事实已无需落后的户籍制度承认，落后户籍制度无论如何限制也阻挡不了人们从农村不远万里跑到沿海生产供给更多财富及追求幸福的意志。应该指出，“农民工”是一个歧视性的称谓，也是一个矛盾的用词，既然是农民身份，当然就是常年从事农业生产；既然是常年从事工业生产，当然就是工人身份。最后是国家解放生产力，先是循序渐进地实行改革，承认商品经济，再后是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中国公民基本上都可以自由进行财富生产和交换，都可以创办企业组织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进行工业类、商业类或其它类财富的生产供给。总之，起初是农业粮食生产供给的恢复和增多，以及沿海工厂大量工人（大多数为非国家编制）生产供给各种现代财富，如电子表、袜子、衣服等，除了外向型工厂从向国外生产供给财富后获得货币外，中国内部工人与工人间，工人与农民之间，都开始向对方有能力供给财富并且因交换的成功而获得货币即购买其它财富的能力。随着改革开放，落后的中国虚心向已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学习无数的先进技术，在国内大办工厂进行各类财富的生产供给，中国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然而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却出现一些问题，阻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一是错误的土地政策问题
长期以来，政策制定部门思维落后，不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向工业供给土地，不根据大量新工人化群体或者说新城市化群体的需要，供给充足的土地修建房屋。在中国大量企业无法获得国有土地建厂办企业，而只好违反国家法律租用农村耕地建厂房，不得不面临着非法用地、违章建筑的困境。毫不客气地说，落后的土地政策和法律导致一个地方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违法，许多经济发达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当地政府“勇敢无畏”地置土地政策于不顾，“违法”变耕地为厂房，变村庄为工业园区。而在城市房屋供给上，政策制定部门更是南辕北辙，紧紧抓住土地不放，抑制商品房供给，人为造成2002年以来中国城市房屋成为稀缺品，使房价一路狂涨。一直狂涨的房价，使中国的房屋成了比黄金还保值和增值的东西，于是许多人将资金投入房产行业炒房，进一步制造中国房屋的稀缺，房屋价格泡沫越吹越大，而政策制定部门不是让市场自由地供给房屋使供需平衡，实现价格、价值的正常化，而是南辕北辙，一方面声称要防泡沫，一方面控制土地供应，抬高土地拍卖价格，隐形垄断，抑制众多小房产商生产供给商品房，进一步制造供不应求状况，推动房价上涨，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观。
第二是落后的、损害人民利益的户籍制度
一切公民的权利都平等，任何公民都可以在域内迁徙、居住，任何公民都有从事劳动的权利。然而1958年出台《户口登记条例》等一系列政策，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在事实上违反了1954年宪法第九十条关于国家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规定。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户籍制度今天仍然将人民分为农民、工人，限制人口迁移。按此户籍制度确定的公民身份，中国各方面政策给予不同的待遇，除限制人口迁移外，房管和粮食配给政策都限制着人口流动，非城市户口的人没有粮票。起初的社会保险，农村户籍的打工仔、打工妹们是不能有的，几亿打工仔、打工妹们的子女在很长时期里不能在所工作贡献的城市上学，就是到了2010年的今天，搞了十年二十年工业生产的“农民工”们依然是不能享受购买经济适用房待遇。笔者认为，任何良法、制度，要适应人民的需要，而不是让人民的需要适应法律、制度。户籍制度长期以来人民怨言很多，也有不少人士呼吁废除，然而至今为止公安等主管部门以管理需要为借口依然迟迟不行动，造成早已成为工人的人民的子女在城里就学困难，造成早已成为城市居民的数亿工人成为城市边缘人，造成无数儿童、老人留守农村的不幸。
第三是对新城市化群体问题的漠视
关于这一问题，我在2007年8月写了一篇《关心中国的新城市化群体》的文章，比较系统的阐述了这一问题，也从更深层上阐述了城市化问题。现将其摘抄如下供参阅：
新城市化群体，是指新进入城市，以城市为长久劳动、生活地方的公民群体。新城市化群体，即包括所谓的农民工，也包括进城做生意者和从事自由职业者等，即包括由于升学、大学毕业进城取得城市户口者，也包括因年青劳动者进城务工而随着进入城市居住生活的未取得城市户口的儿童、老人，总之新进入城市，以城市为长久劳动、生活地方的公民群体都是新城市化群体。农民工的概念已很落后，且不合时宜。我们认为用新城市化群体的概念可能更好，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关注和解决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农村城市急剧变迁而出现的这一新的系统问题。
（一）新城市化，是中国6亿农村人口特别是数亿青年人主动的而且又是不能不作出的选择
有多少比例的GDP，那么就几乎只需要多少比例的劳动力。这是市场调节原则下社会经济总的发展趋势。例如，美国农业占GDP的比例是3%，而美国农业劳动者占美国总劳动者的比例也是3%，因而美国农民和美国工人的收入水平基本相当。美国如此，日本如此，发达国家都基本如此，整个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也是如此。在市场机制日趋健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这种发展趋势更为迅速。
虽然落后的户藉制度处处阻碍着人民，例如同命不同价，所谓农民工提法，进城务工子女交教育建校费，进城务工子女难以进入甲、乙级学校，许多工作要求本市城区户口，城市福利难及于新城市化群体等等，但是为了国家现代化建设、为了现代幸福生活，人们依然毅然甩开户藉不顾，数亿农村户口人员大迁移进入城市，以城市为长久生存的地方。虽然，农村户口、家中老父老母们帮耕种的一亩二分田、每年春节回家去看一下，甚至挣了钱回家翻修了一下房屋，但是这数亿人口从本质上主要是以城市为生产、生活的地方。
这就是经济规律。除非逆经济规律，除非选择贫穷，那么绝大部分都会选择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劳动或做生意等，绝大部分也不能不作出这一选择。当然，并非全部农村人口都要进入城市，但是剩下的农村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比例将会基本趋向于与农业收入占GDP的比例相一致。
1978年时中国农业收入占GDP的27.9%，农业人口占GDP的82.08%。随着现代对各类非农业类新财富的创造和现代化进程，现在非农业财富在国民财富中的比例大幅度上升，而农业财富在国民财富中的比例则大幅度下降。2005年农业财富占GDP的12.6%，农村户口近8亿，虽然占GDP的57.01%，但是实际上农村很大一部分人已进入城市，即所谓的农民工，成为了永久性的新城市化群体，由于还有大量比例的人口在农村供给12.6%且比例在不断下降的农业财富，因此农村显然比城市穷。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显示，城镇人均收入是10493元，而农村人均收入则为3255元。人总是选择好的，市场、大自然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促进系统达到平衡。可以预见，将来中国必然有80%以上的人口成为城市居民，农业人口将会降低至3—20%之间。
因此，新城市化，是中国6亿农村人口，特别是数亿青年人主动的而且又是不能不作出的选择。
（二）新城市化，在中国不可逆转，即使经济萧条，从主流上来看，进城“农民工”等新城市化群体都基本不会回到农村
这是笔者第二个观点。
现在中国经济蒸蒸日上，从总体上来看，进入城市比农村机会多，进入城市劳动比在农村劳动的收入高，进入城市比在农村更有发展前途，因此已进入城市的新城市化群体们基本不会再回农村，而且还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也成为新城市化群体。
如果经济出现萧条，或者说发展减速，新城市化群体是否会回到农村去呢？从主流上来看，新城市化群体基本不会再回去。虽然，有部分人遇到不如意和没有工作机会时会暂时回农村种一亩二分地，但改变不了主流仍然永久性不会返回农村的事实。现代社会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自然经济时代农业财富占GDP的比例，即使经济不景气，农业财富占国民财富的比例依然不会提高到30%，甚至60%，因此回农村只会更加贫穷。即使出现经济不景气，也只是暂时的，不可能长时间持续下去，从长期来看，绝大部分人都还得以城市为劳动和生活的地方。
当然从建设全新的和谐社会来考虑，笔者也主张在广阔的农村地域加大新型财富的创造供给，让更多的人能够在农村就可以为社会供给丰富的高利润财富，而不是象欧美发达国家那样财富供给基本集中在城市，这样或许未来新农村供给的财富和所需要的劳动会比发达国家多得多，这样或许将更有利于人类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但毕竟这是一个可以努力的目标，我们还是需要考虑中国农村户口的大部分是会迁移到城市成为新城市化群体的现实。
（三）以城市为家，这是新城市化群体永远的选择
我们把握了现代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后，就知道，中国绝大多数农村户口的人都将成为城市人口。以城市为家，这是新城市化群体永远的选择。
我们需要反对那种“农民工”、“外来人口”、“暂住人口”的歧视性提法与观念。每个公民都有在域内任何城市居住的权力。从现实的角度，无论是建筑工人、服务人员，还是企业高级文员、管理者，无论是商人，还是捡垃圾的劳动者，不能以其户口来区别地位、福利和待遇，他们都是公民，都是纳税人，以城市为长久劳动和生活的地方，都是实质上的城市居民。只是为了更好地研究房价问题时才将其分为原城市居民和新城市化群体或新城市化居民，原城市居民早已居住在城市并根据国家过去的政策在城市已获得住房，而新城市化群体是指新进入城市，以城市为长久劳动、生活的地方的公民群体，新城市化群体少部分买了房，而绝大部分无力买房。原城市居民需要政策关照，新城市化群体更需要国家政策的关照，不仅在住房上，而且在保险、养老等等所有公民权力和福利方面。
虽然，农业户口，一亩二分承包地，还可能留守在家中的父母甚至还有子女，以及在城市无一寸属于自己的住房，使得大多数新城市化群体在心理上将自己当作“农民工”、“外乡人”等非城市户口，但是以城市为家，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人口也是新城市化群体永远的选择。
（四）家在何处？飞涨的房价与新城市化群体势不两立
既然新城市化群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已经从此以城市为劳动、生活的地方，那么就应该以城市为家。虽然新城市化群体大部分在农村名义上还有一块自己的承包土地，还有几间自己的祖房，但新城市化群体主流上不可能再回去种承包地，也不可能每天都跑回数十公里，数百公里，甚至数千公里的农村房屋里居住，因此，承包地越来越变成了历史遗留物，而在农村的房屋只是自己的一处财产而矣，从实质以及长远来看，并不是家。关于家，应该根据现代社会进行重新定义，那就是人们居住的地方。显然，新城市化群体有两个家，一个是心理上的带有故土意味的农村的家，另一个是现实的实质性的家。显然，政府不应该摧毁人民心理上的那个家，所以应该在物权法上尊重人们在农村所有的房屋财产；同时政府应该为新城市化群体在城市获得一个现实的家，让人民能有家可归，有家可住。最起码要让人民能够租得起房子可作为家，最根本上、最长远的还得使人民能够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城市房屋为家。
应该说，成都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城市。我们以成都为例，新城市化群体的大多数从事着建筑、家政、服务员等最低层的工作，2006年时实际月薪约600元至1200元不等，而并非统计上的1593元平均工资，即使高学历的中学教师、公司普通职员也很难达到这一工资水平，也许1593元这一统计主要是指国营企业和效益好的大企业；当然也有少部份新城市化群体达到1593元平均工资的水平。但无论是大部分未达到平均工资标准的还是达到了平均工资标准的，甚至略高于平均工资的，这些收入还得生活，还得养家糊口，还得供养父母、养育子女，还得有病有痛付钱医治，即使挤出收入的三分之一，谁都不可能买得起价值数十万元的房子。
当然，新城市化群体中也有不少有能力买得起房子的。笔者对此进行了归纳，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况：1、少部分收入很高，的确有能力买房，这部分人的月收入应该在5000元以上才买得起。2、一部分靠啃老买房，这部分人不值一提。3、大部分除了长期积蓄的少得可怜的钱外，主要靠借钱、贷款买房，这部分月收入多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因而从此背上沉重的住房债务，长时间内压力极大，每月还购房款后，所剩无几，生活拮据，影响幸福生活及事业发展。
总之，面对数十万元的房价，大部分新城市化群体都极难买得起。家在何处？这是社会不能不为每个公民考虑的问题。
（五）欠考虑的土地政策，控制供给的房产，高利润的房产业，投机盛行的中国房产，推动房价飞涨，更加远离新城市化群体。
《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中这样规定：切实保护耕地，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这一规定看起来很不错，任何人都会赞同。但是这一规定如果被僵化执行或曲解执行，那么就大有问题了。
懂经济学的都清楚地知道，某一必须品供给少时，价格就会上涨。鲁迅好象也说过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吧。当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无数企业建立需要厂房、办公室，数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需要居住，城市急速扩大，对城市用地提出极大需求时，我们将土地紧紧控制，显然就会供远小于求，于是土地价格就必然带动房产价格飞涨。笔者认为，政策要符合经济规律，要符合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和现实，政策要满足人民的迫切需求，而不是反映某种看似不错的观念。城市住房用地增加，农村住房用地可以下降，同时我们可以提高土地种植的效率，以及加大对荒地、戈壁、沙漠的改造来弥补城市居住用地对耕地的占用，这更为务实。
我们不仅在城市用地上进行过于僵化的人为控制，而且我们在建房上进行政策性的或者隐形的控制，使得真正合法性供给的商品住房极少，且隐形成本极高。这就进一步促进了房价的上涨。加之一些不法官员的权利出租，就有了城市周边无数胆大者、“有门路者”的“集资建房”。但是依然满足不了巨大的市场需求缺口，因而房价依然不断上涨。
在全国各地大部分城市，经济适用房供给及价格远未满足人民的需要。我们知道，泡沫是出现在没有需求的地方，笔者不同意经济界及学界部分人士随意以房产泡沫为理由抑制房屋供给，抑制供给只会使房价进一步提高，使大多数新城市化群体更加买不起房屋，受益的是有房的开发商、炒房者。为一业之利而损百业之利非经济之大道。该考虑抑制供给的是写字楼、高档小区和别墅的供给，对于经济适用房应该根据人民的需要量进行基本充足的供给，且在成本价格上应该尽可能让大部分人承受得起，在购房信贷政策上要向新城市化群体倾斜。
当某一行业不容易进入时，当人民迫切需要的某一财富被行政控制供给时，“垄断”商人们的利润是非常吓人的。因而就有了网上盛传的深圳一有良心的开发商对房产利润之高“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股票在不断上涨，而当社会又有大量储蓄时，于是就会有更多的投资注入，于是股票就又会不断上涨。股票要涨且涨吧，那是富人们财富大洗牌的游戏，与老百姓的生存没多大关系。然而，房价却与老百姓的生存密切相关，要命的是，中国的房价却也变成了股票一样，因为在新城市化群体对房屋需求在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政策上反而人为的控制供给，因此房价上涨。于是有钱的富人看准了房价稳定地、大幅度上涨的必然趋势，除了买一套自己住外，还将钱投机于房产来买更多的房子屯积起来等大幅度涨价升值了再卖或出租，好再捞一把。这时需求更加扩大，供给更加缩小。房价也就在不断地上涨。于是有钱的更加疯狂买房投机赚钱，没钱的更加买不起房。
总之，欠考虑的土地政策，控制供给的房产，高利润的房产业，投机盛行的中国房产，推动着中国房价的飞涨，更加远离新城市化群体。
新城市化群体的家在何处？我们的路在何方？这首先需要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新城市化趋势，需要我们关心达数亿人口的新城市化群体公民的生存大计问题。当我们关心某一问题时，相信没有不能解决的事情。
三、中国城市化建设及未来经济社会生态构建
城市，不仅是现代人类经济活动的中心场所，也是现代人类居住的中心场所。因此，中国城市化建设就是中国经济建设和中国社会建设。
就人类近几百年的发展情况来看，一个国家经济要发展，人民要幸福，必须实行工业化，而工业化需要在一定区域进行产业聚集、企业聚集，即大城市化发展。当然，考虑到现代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不需在城市里也可便捷地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新的科技信息、商业信息，不需要在城市里，通过网络店铺和物流配送也可销售商品；随着人类创造的财富种类形态的增多，人们之间相互供给的不仅仅是工业类财富，还包括服务类财富、文化类财富以及其它财富。但人类创造、生产、宣传、交换的这些财富绝大多数还是需要在城市里进行。
城市还是人类最好的居住地。农村，有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泉水，但修建公路、配置良好医疗设施、教育设施、娱乐设施等的成本极高。而城市里人们聚集在一起，有限的财力却可以建设出完善的医疗、交通、电力、供水等公共设施，应有尽有的满足各方面需要的财富供应，还有更多的机会使每个劳动者可以参与各种财富的生产供给。这是广阔分散的农村很难具有的。
在物理实验中，两个容器装有不同的气体，将其通过细管联接，过一段时间后，分子的平衡运动，使得两个容器里各种气体的浓度趋于一致。人类对财富的供给与谋求上同样遵守平衡理论，人们总会追求财富、幸福而向财富收入多的地方迁移，直至人均财富量大致均衡。即使在中国实行户籍限制制度，然而数亿农民毅然冲破户籍的限制与歧视涌往财富生产更密集的城市，终有一天，在中国城市与农村将使人均GDP趋于一致。当然应该指出，是趋于一致，不是绝对一致。
根据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340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3%；第二产业增加值14618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8.6%；第三产业增加值120487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0.1%。而2008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2802万人，城镇60667万人，占全国人口的45.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人均GDP计算为43956元；乡村7213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54.3%，人均纯收入4761元，人均GDP计算为4713元，在2005年的基础上财富供给进一步城市化。虽然数据有一些差异，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占GDP的比例在10%左右，城镇占GDP的90%左右，或者说全中国约有90%的财富是在城市里生产供给的，根据平衡原理，应该有90%左右的中国人在城市里进行生产、居住。当然，笔者就目前对城市与农村的观察对比，农村虽然人均GDP远无城市高，但生存成本低，压力小，幸福指数比较高，因此笔者认为即使中国的城市GDP达到全国的97%，中国农村人口比例将在3—20%之间，就目前预测来看在10—20%的概率相对较大。
下面我们就中国城市化建设及未来经济社会生态构建探讨如下：
（一）
将城市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中心场所和国民居住的主要场所，在土地上必须适时足量供给，使企业有地可建生产、营业场所，使新城市化群体买得起住房，使住房所在环境“山青水秀”，并能方便地工作和快乐地生活。
也就是说，必须保证足量的土地供应，使经济建设和人民居住有相应的空间平台，而不是受到限制，制造美妙的稀缺和暴利。还必须考虑城市不仅是赚钱的地方，还是绝大多数国民居住生活的地方，在规划上即要有经济发展的规划，还要有民生、民乐居住的规划，并且要务求实现经济发展与人民生存幸福水平的和谐提高。成都提出的田园城市建设就是一个不错的构想，当然在实施中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并且不要将田园建设的代价及田园布局挤占城市的有限空间形成的地产及房产进一步稀缺引起的房产价格暴涨代价转稼给无房的新城市化群体，应该从税收中来承担这一笔费用和代价。
笔者到农村考察发现，中国经济、社会从某种角度来说，仍然围绕农村户籍、农民身份转，而不是更好地走向现代化。数亿新城市化群体被户籍制度规定为农村户口，数亿国人目前在心理上认为自己不属于新时代的城市化人群，到城市里不是生活，不是工作，而是属于外出打工，打工只是为了改善农村家庭收入低的状况。由于经济适用房歧视新城市化群体，由于制造的高昂房价使85%的人买不起房，因此数亿新城市化群体中仍然保留有农民户籍的人在城市挣到几万元钱后，许多到农村修建房屋，所修建的房屋占去许多耕地，但自己常年都未居住。随着在城市里打工挣到钱的人越来越多，随着城市房屋越来越与中国85%的人民无关，在农村占地修房越来越多。就国家耕地占用比较，在农村新修建一套房屋包括院落平均占耕地150平方米以上，而在城市一套电梯商品房占用的土地面积平均不到20平方米。就房屋对人们的作用而言，现代社会数亿新城市化群体必然永久性在城市里从事财富生产活动，因此在农村修建的房屋用处很小，而如果在城市里获得房屋，人民则能天天享用，并且在城市里安居才能乐业。写此文时，看到一些报刊报道四川等地普工工资已与广东差不多，许多四川劳动者新年后不再想去广东，广东许多工厂由于工人缺乏，不敢接过多的订单。广东尽管依靠特区的先行优势获得了一时的繁荣，但他存在两大失误，一是创新不力，二是漠视新城市化群体的安居乐业问题。一个地方只知道如何榨取“外来人员”的汗水和青春繁荣自己，而不明白安居才能永远乐业的道理，将会在其遇到困难时被“外来人员”所抛弃。靠强制抬高本地企业基本工资以招引外来劳动者的做法会到尽头。希望中国各地立志于本地长远发展的政府深思。
就国家粮食自给保障而言，随着高产水稻、高产小麦等不断研究创造，亩产粮食也在大幅度提高。原来需要18亿亩耕地栽种粮食作物才能保障13亿人口的用粮需求，现在则未必需要，可以腾出大量耕地用于种植非粮食类作物和城市化需要。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新的财富产生时代，中国的希望在实验室里，不在田野里。
笔者如上论述并不是说笔者反对耕地保护，而是指出目前政策的非科学性；并不是说现代科技下漠视农业，而是尊重现代更多的财富为非农业类财富的现实。
任何时代，任何政府都应该在规划上保障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过去是农业时代，使人民能在农村可以修建住房，以在农村土地上能够安居乐业，现代则是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无论是如何叫法，都是城市化时代，应该使人民能在城市有买得起的房屋居住，在城市里能够安居乐业，同时应该在城市及其周围有充足的土地为财富生产供给活动提供空间。
（二）、在中国应该打破行政分割耗费，科学规划几个经济大区或说超级城市片区，每个经济大区的产业布局应该民生化、环保化、生态化、科学化、市场化。
笔者主张在中国应该规划发展6-10个经济大区或称超级城市片区，即长三角经济大区；珠三角经济大区；环渤海湾经济大区；西安、郑州黄河中游经济大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大区；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经济大区。这些区域经济中心或可称为超大城市，但其以一个或两个城市为中心，若干个很近的卫星城市各自分工，连成一片，密切的经济产业群和居住环境良好搭配。很大部分的人口进入这些区域城市里居住生活、劳动，从事非农业类财富的生产供给。同时,在全国原有的省级市场或部分有优势的地级市场的基础上，可由市场、行政等需要形成相应的一些小的经济区即中等城市。
有的人士主张以过去中国农业经济时代形成的三十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82个地级市、2016个县及上万个乡镇为点，遍地开花，实施城镇化。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其建设成本及以后几十年、几百年里的运营成本是极高昂的。中国现在实际上就是在走全国遍地开花的城镇化发展道路，不仅每个县城、乡镇在花费大量的财力、资源扩建道路、修建设施，而且每个县城、乡镇为了自己的政绩也在不计成本地与国内其它城镇争夺投资搞工业化。将来，人们在财富交换上遥远的各城市之间仅大量财富运输所耗费的石油都将是惊人的，在未来的国民经济运行和国民生活上必将极不经济，与资源的最优配置要求不相符。
我的观点是在全国形成几个经济大区后，吸引很大部分的人居住在这里从事财富的生产供给和居住生活。在广阔的农村，只需20%左右的人口居住生活、生产，从事农、牧、渔、旅游等类财富的生产供给。关于目前中国的数千个县城和上万个乡镇，其发展于农业时代，笔者不赞成以此基础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更不赞成各县城管理农业的官吏们为争政绩，各自为政，盲目大办企业实现本县、本镇的工业化。在中国广阔的农村土地上实行工业生产遍地开发，只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和污染，除非部分县、市有相当的资源，适合就地利用生产。随着农村人口减少及农村收入所占GDP的比例降低，这些县城和地级城市许多将来可能将进行合并调整，其主要职能或许将主要对本区域的农业财富的创造、生产、交换提供各类服务。设置几个经济大区，并不是说全部要强制集中，其它二十几个省级城市消失。规划设置经济大区是因应现代经济需要，综合各方面因素对国内经济分布进行科学布置，在些经济大区里放开土地供应，并且进行科学地规划建设，让投资者能低成本无障碍地在这些经济大区里获得土地建企业，让来到这些规划的经济大区里的人们都能较容易地获得良好的住房、完善的生活环境和寻找工作的机会。
关于南海资源、东海资源、黄海资源，其勘探、开采、输送供给所需劳动力不多，其加工可以依附于陆上附近的经济大区，或单独形成城市；关于云贵高原资源、横断山区资源、青藏高原资源、新疆资源、内蒙草原资源等，在规模、可持续资源所在地可形成相应的城市，如二十世纪中叶在横断山发现大量铁、钛、钒矿后，在原渡口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厂，于是从全国各地涌入数十万人来到这里开采和治炼钢铁，从事钢铁的生产供给，在金沙江边的渡口上形成一座拥有60万人口的钢铁工业城。
所谓科学化，就是不能重复建设，不能搞大而全，要科学，要使各地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这样一个宏观层面上资源优势得到最佳的配置与发挥。例如过去企业领域各企业自己办医院、办学校大而全的做法最终就被淘汰，但所造成的损耗是无法估量的，再如都江堰搞水利、旅游、环保、休闲、养生就独具优势，再搞什么拉法基水泥生产就是当地官员急功近利的表现。在打破户籍制度，以及农村生产力革命后，中国农村实际上人口将会比较少，大多数人都进行非农业的生产，聚集在相应地区，原来的集镇、县城是否一定要作为城市化建设的重点，笔者的观点与许多人的观点有差异。中国的经济和人口聚集在几个经济大区后，原来的三十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行政划分会有所变化，原来强调贵州、甘肃工业化及城市化水平与上海、广东看齐的做法将不切时宜。笔者认为，超级城市片区或经济大区应该依水源、空气、交通、能源、其它资源、已有人口基础等来科学选点、科学规划，过去农业经济时代强制建立的行政县城、乡镇应该会有所变化，不能更好地成为现代经济、居住最佳场所的城镇将会缩小甚至消失，而适合现代经济运行、人们良好居住的地方可建立起城市并进一步扩大。
所谓生态化，应该注意将来的城市生态问题，特别是气侯、资源、人口、科技、经济等变化下的生态问题。城市生态化，要求城市化能比非城市化能更好地适应、应对气候的变化，如气候变暖，温度上升，城市区域能够形成更好的降温措施。同等地理条件下，大城市比小城市温度相对会高1-3度，但可以集中雄厚的财力和科技手段更好地采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区域内太阳照射以降低温度等。城市生态化，要求有丰富的、可持续的、低成本的资源供该城市大区生产、生活之用，人类离开了资源，就难生产供给丰富的财富，不能供给丰富的财富，生存就会面临灾难。例如，北方一些城市缺水，这是持续性、必然性的生态灾难。再如云南2009年冬干旱，这也属于偶发性的自然生态灾难。如果一个超大城市，必然会出现持续性的水资源紧缺甚至枯竭，就不得在此盲目工业化和城市化。如果一个超大城市，偶发性出现持续性的水资源紧缺，通过一定的成本和技术可以克服渡过，则可以进行城市化发展，如果不能克服偶发性危机，则不能城市化发展。除了水资源外，空气资源、原材料资源、能源资源、粮食资源等的供给都不能出现必然性、持续性的危机，偶发性的危机应该有足够的预案解决，才能进行超大城市化发展。城市生态化，要求城市生物的主体人类，数量、构成适宜，或许在较大区域的每个超大城市区可以远高于其它单独的、密集的特大城市容纳更多的人口，但最大人口容量是多少，最佳人口量是多少，是值得科学研究的。除了数量，人口的构成，包括男女比例结构，知识结构，劳动力结构、年龄结构等，都应该趋于平衡。城市化也要求未来科技、经济变化下，超大城市区能够更好地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场所。一个超大城市区，就如一个超大的生物池塘群落，应该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
（三）、南方城市应该扩大，北方城市任其自然
在中国北方，水资源很紧缺，人民生活饮水都很困难，生产用水更是受到很大的制约。并且北方天气冷，每年每位居民的能耗远高于南方。因此按行政区划来发展经济是有问题的。笔者的意见是南方城市化应该扩大，北方城市任其自然。况且现在中国的经济中心已转移到南方，行政管理中心是否应该适应这一情况，是毫无疑问的。行政管理中心居于科技、经济、人口的中心，不仅是全国成本的节约，而且使许多政策更符合需要。
南方城市化，主要应沿长江、珠江进行。当中国台湾统一，以及中国海军建设能绝对担当起保护沿海的重任后，沿海应该是城市化的重点。实际情况是目前沿海已是城市化发展最好的地方。当然目前安全隐患较大，必须尽快解决。因此根据郑州（西安）、武汉、重庆（成都）等这些城市周围人口众多，又有充足水资源、水运等条件，同时着力扶持这几个经济大区的发展，对国家安全很重要。
（四）、城市化与农村问题
中国的经济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南方后，是否会造成城乡的不平衡？笔者认为不应担忧。
因为城市化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和大量西部人口向东南聚集或中西部三大城市片区聚集。这是市场的必然。花费大量成本和财力来搞区域平衡、城乡平衡是否科学，值得商榷。笔者的意见是应该尊重经济规律。大部分人聚集在城市从事非农业类财富的供给，剩下3%-20%人在广阔的农村从事约3%-10%的GDP生产供给，农村人均收入才能更好地接近城市。10%左右的人口进行农业生产，即约有2亿人在18亿亩的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以每年亩产1000斤黄谷计1400元收入计，农村劳动者每人每年可种植10亩左右的土地，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可达14000元，与城市人均收入水平相当，如果每人仅仅耕种一亩左右的田地，大量人口限制在农村，种植少量田地后一年大量剩余时间被闲暇浪费，农村收入永远不可能达到城市收入水平，况且城市供给的财富种类在迅速增加和产业化，而农村供给的财富种类和推广实现效益则需要极漫长的过程，城乡差距只会进一步拉大。要克服城乡差距需要经济规划，单纯的财政补偿政策解决得了一时解决不了一世。当在农村的收入或者幸福综合指数高过城市后，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就会停止，甚至部分返流回农村。在东部和南部城市化后，西部和北部虽然城市在全国比例会显著下降，但是其当地的各类资源及农业仍会支持部分城市的存在与发展。西部和北部广阔的农村由少量的劳动力从事生产供给就可以了。中国目前的这种自发的布局趋势越来越明显。但盲目的全国遍地开花思想和城乡差别的不科学解决方法正在形成巨大的耗费。
（五）、科学城市布局与东西部差异兼论西部大开发问题
与城乡差异的解决方案一样，要实现东西部的强制平衡，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
中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和上游，并且东部沿海，利于与世界财富之间的运输交换，且有丰富的水资源、地理平坦等条件，因此中国的工业首先在沿海大规模展开，城市化首先在沿海进行是一种必然。西部人口相对较少，多属于山区，交通条件差，教育落后等，因此要强制在这些地区广泛地实现工业化、搞区域平衡，是大有问题的。人各有分工，区域一样。西部其优势是矿产、能源、旅游等各类资源丰富，可以从事这些财富的开发与供给，依据这些资源的丰富及持久情况，可以形成一定的城市化。并且有限的土地应该由有限的农民来耕种，研究发展新的经济作物财富及提高农业生产率，将富余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进行非农业财富的供给，这样西部的人均GDP就会与东部趋于一致。搞西部每省GDP与东部看齐的做法，那是错误的。
关于中国的西部大开发，笔者关注和研究算来有十年了，当初笔者就直言不讳，因措施缺乏科学性，必将口号高，实效小。与美国19世纪时的西部大开发相比，中国至目前为止是失败的，除非找对方向。19世纪是开始工业化但农业还是非常重要的时代，美国政府鼓励东部白人到西部去拓荒，去的人以极低的费用，即可获得极广阔土地的所有权，成为大农场主，因此许多东部人怀着创造未来的梦想到条件艰苦的西部去，他们带去技术、资金、市场，在西部开矿、种植棉花、玉米等，供给东部的工业需要，每个人所供给的农业类财富量是极大的，因此挣了不少钱，并且慢慢的依凭西部的丰富资源和已有资金实力、技术实力、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在西部也开始了工业化、科技化与城市化。所谓的科技化如加尼福利亚洲，大力搞教育与研发，研究发明大量科技财富，形成硅谷，于是世界各地投资者跑来投资建企业，实现了其工业化与城市化，今天的加尼福利亚一州的GDP即可位列世界第七位，富可敌国。因此有更多的人愿意迁移西部，于是繁荣了西部，巩固了美国的边疆。
而我国的西部大开发，则缺乏审时度势，即无19世纪美国低价大规模卖土地给拓荒者的政策，更无二十一世纪的智慧与意识。例如我国的青藏高原，为世界第三极，与南极、北极相比，其具有绝对的优势，是不可多得的一极，不仅地理独特，而且矿产资源、石油资源、森林资源、太阳能资源、旅游资源等极为丰富，特别是国土资源极为丰富，仅西藏一地就达120万平方公里，占全中国的八分之一国土，然后却只有260万人口居住，大量的资源深藏地下，大量的国土荒废闲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下，就应对青藏高原进行科学研究与财富规划，然后制定出智慧的政策措施，使到那里的拓荒者每人能获得的财富远比东部多，这样才足以大规模吸引东部的农民、学生、投资者到那里去开发资源，从事财富的供给，以繁荣西部，巩固边疆。再如四川，诸如四川大学这些承载着重担的大学，却越来越令人失望，表现在学术创新能力上竟然连中山大学都不如，跌到十六位之后，如果教育及科研能力持续下去，恐怕很难在西部造起硅谷。西部大开发，是资源的大开发，也是智力的大开发。
（六）、城市化与农村布局问题
中国的经济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南方后，是否会造成城市的不堪重负？笔者认为也不应担忧。
关于城市的承受能力问题，实际上我们在全国科学选点几个大区，已经充分考虑这些大区的水资源极限、城市延展空间极限、空气污染极限等问题，可以容纳中国大规模的经济、人口聚集。
关于每个经济大区承载大量的财富生产活动和大量人口居住生活，是否会造成生态灾难的问题，实际上珠江三角洲目前就已聚集承载了大量的财富生产活动和大量的人口包括新城市化群体常年居住生活，但并未出现生态灾难。当然每个经济大区毕竟承载大量的财富生产活动和大量人口居住生活，因此每个大区必须进行科学地规划，使生产、生活科学和谐，并且对大区进行高度的环境监控和改造。相信经济大区内较低的人均环境监控、改造成本即可创造出良好的人居环境和生产环境。
（七）、人们居住、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
在新城市化建设和未来经济社会生态构建之中，应该将人民居住生活与财富供给这两大问题把握协调好。所重点发展的城市应该首先具有适宜居住的环境，包括地理、水源、空气、阳光、森林等，毕竟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其次还必须有利于财富的供给，即有相当的原材料可供应生产，有相当的土地可以进行生产活动，有相当的水源可以供生活与生产之需，有良好的交通可以进行运输，与其它经济大区近，相互供给成本不高等。如果在财富供给上非常理想，而居住条件很差，通过一定的投入改造可以解决，也是较理想的城市化地方。
（八）、城市的居住、工业、商业规划问题
就一个超大城市或说经济大区外部而言，需要作好自己的财富供给定位。一个城市虽然较大部分是本城市居民之间的财富相互生产供给，但是还有很大部分是与其它城市、甚至国家之间财富的相互创造生产供给。这就需要规划本城市如何使人们之间更好地相互供给财富，本城市如何更好地创造其它城市、其它国家都非常需要的独具优势的财富进行生产供给。
就城市内部规划而言，与过去的先行政，后经济，再民生不同，除非特殊情况，从长远来看，一个城市应该考虑人民居住生活布局问题和财富生产供给问题而进行选点，就城市的建设而言，宜优先确定人民的居住生活布置，围绕居住区选择最佳的工业区布置，最佳的商业区布置。
总之，中国将有80-90%的人为城市居民，在城市里从事财富的供给和在城市生活。中国无论是户籍政策，还是土地、房产政策及其它政策，都应该紧紧把握这一点，减少内耗，解除不合理限制，科学引导城市化，做好经济、社会的生态构建规划。
2010年3月8日
版权声明：引用必须注明出处网址http://www.law119.cn/cealw055.htm
相关文章：
《再论中国房产维持高价格的危害》
《财富的价值、价格及需缺度问题》
《关心中国的新城市化群体》
《从农村向城市挺进：简论中国土地政策的错误与老百姓买不起房的关系进》
《政策失误，房屋成为稀缺品，中国房价还要狂涨》
《中国股市有行为学基础，但远离经济学基础》
《简论中国经济的前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