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学界重任须肩
作者：李宗发
看了陈纲先生的《经济学家不如农民》一文后，感慨颇多。当时就想写一篇文章，与我国经济学界各位朋友、同仁相互鞭策，相互勉励。但总感到犹豫。有朋友告诉我，许多经济学界的人早已养成唯我独尊的习惯，他们不会轻易放下他们个人所崇奉的错误的旧经济学理论，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舍弃个人多年来苦心经营的职业荣耀的光环，一旦质疑他们所信奉所熟悉的欧美学术流派，他们将无书可教，无文可写，况且他们的眼里只有权威，他们的思维里除了权威还是权威，而不是真理与责任。
考虑了一段时间，决定还是写一篇。不管能起到多大效果。毕竟，在我看来，无论是谁，凡是经济界的人都应该重任须肩。包括我写此文也是如此吧。
我们在这里需要自问的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界会被人民所不满呢？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学家不能担负起作为经济学家所应该担当的责任。
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现象，发现、把握经济社会真实规律，并将其抽象成真理性理论，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今天建设和指导未来经济发展，促进人们更多幸福的一门科学。就如建筑学一样，经济学是社会建造财富大厦的一门科学。没有建筑学，人类凭经验同样可以建筑高楼大厦居住，但是所建高楼大厦其花费的劳动及材料成本浪费是极严重的，同时也是极为危险的，一旦发生地震，一旦有飓风，大厦必会倾塌，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都将受到损失。而没有科学的经济学，一个社会凭经验同样可以建筑财富的大厦，同样可以发展经济，但所花费的成本和代价也是极高昂的，所建筑的社会经济财富同样也是极危险的，一旦经济危机发生，整个社会人民的幸福都必然会受到毁灭性灾难。
现代建筑学已经能使人类科学都建筑无数安全、美丽的高楼大厦。现代物理学已能使神五、神六载人飞进太空并安全地返回准确地点。现代的化学，早已能使化工厂准确合成不计其数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新物质，并能很好地计算能量转化情况。而现代经济学呢？当然不排除许多历史上的及今天的大师已为其奠定了部份的理论基础和部份科学的论断和公式。但总体上来说，还是一门不太科学的科学。其之所以很难取得与现代自然科学齐头并进的发展，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尤其是在经济学界出现两大不良现象：第一，是绝大多数人崇拜权威，特别是部份人存在唯欧美学术大师马首是瞻、棒喝新思想新思维的学人陋习。第二，部份权威的经济学家们普遍并非以真理为归宿，而是以个人职业的光环来对待学术发展问题。这对一门科学来说都是致命的。马克思早就指出，真理永远处于发展之中。归纳于十八世纪经济现象的真理性的经济学术，并不一定适合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建设需要，适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学术，同样也可能不适合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时代永远在发展之中，经济现象也永远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当然，经济学术也永远应该处于发展之中，除非在经济学上发现了一个牛顿定律，可以在极长时期，极广泛范围内具有普适性。但是至今为止，人类在经济学家们仍未研究找到牛顿力学那样的定律。至少是被捧为权威经济学的理论没有一个具有牛顿力学的地位。
流行的、权威的经济学术理论，从根本上就存在问题。例如关于科学技术问题，普遍是这样解释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一种要素合并于生产之中，使生产率提高了。就这一句最时髦的话就存在三大问题：第一，实际上人类财富之源并非生产，而是创造；生产、销售只是财富之水流的问题，并且诸如微软的视窗等几乎就不需要生产，而几乎只需要研究开发（即创造）和销售及知识传播，《东方红》这一音乐财富同样基本不需要生产，经音乐家们创造出来后，更多的情况是人们口传身授，或其它知识传播途径，即可听、唱享受这一财富。总之，生产仅仅是财富的一个程序而矣，只不过在许多财富如杂交水稻、统一方面便的产生上其是最重要、最常见的环节而矣，而在许多财富上，其根本就不需要，即使是占国民经济GDP很大比例的服务类产业上也基本不需要太多的生产。第二，诚如前面所述，人类经济并非生产一元论，而是创造、生产、销售三段论。没有创造，再高明的工厂也不知道生产什么。生产了产品，如果销售不出去，根本就毫无意义，相反会造成企业的亏损，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这与传统经济学大师们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创立经济学时所接触的社会经济主要表象根本不同。第三，生产率如果胡乱套用在各个领域，就会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所谓生产率，顾名思义，当然是生产产品的效率。如果生产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著书立说，教导学生、告诉政府在制定政策上全力建工厂，多引进生产速度最快的机器。因为照此经典理论，我国的生产率越高，我们就能生产出越多的财富，如果我们的生产率世界最高，当然我们就能生产出世界最多的财富，我们当然就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了。显然是谬误的。也许用财富产生率这一概念会更好，这一概念又由三部份组成及影响，即财富创造力情况、财富生产力情况及财富销售力情况影响。当然，我们已经指出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真理的发展。我们的这一定义可能只是相对较准确，或许可以为更多的善于思维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提供一点参考而矣。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提法，在概念与逻辑上就存在问题。科学技术是什么？科学技术是一种物，物是不能创造财富的，只有人的创造性活动才能创造财富。能自主创造世界先进汽车、手机的，是研究开发创造，而不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人类已经研究创造出来的东西。而科学技术也不是指从国外引进的一两条洋气的生产线。中国二十多年来引进的科学技术可谓不可不多，可谓不算不先进。在这一思维上，企业、政府更多地是如何考虑买一条科学的生产线，增强生产力，然后赚到些钱，而不是更多地从财富的源头去解决问题。这一责任应该归因为专研究经济的我们经济学家们。涉及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科学、先进的概念应该由经济学家及整个经济学界来提出。也许，“科技创造是第一生产力”或直接称“研发创造是第一财富力”更准确。
报告显示，在决定一个国家未来命运最关键的科研创造上，中国的竞争力排名是世界第33位。许多国家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将研发经费提高到GDP的很高水平，并采取诸多措施迎接人类继工业革命后又一轮新的科技发明创造革命。而我国的经济学界普遍思维长期停留在工业时代的大办工厂上，大力关注提高人均生产率上，不能提出先进的学术思想，至使我们中国迟至最近才制定出国家 纲要，比世界许多国家足足迟了若干年。研发费用占GDP的比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徘徊在0.6%，而诸如日本、印度等是我们的数倍，现在也仅仅缓慢地提高到1.23%，并且准备要在14年后再提高到2.5%以上。用中华网上一位网友沉痛的话说，“0.6%，打断了中国的龙脊”。用日本报刊的话说，中国经济暂时繁荣了，民族产业却跨了。
这是谁的责任？这是我们中国经济学界的责任。经济学家是干什么的，经济学家应该是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发展国民经济方面的顾问，是国家领导人在经济方面的导师，是企业主们发展思维的先导。因为经济学家专门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或者教导经济学知识，当他们不能提供先进的理论指导时，国民经济及微观上的个体企业，只有在一次次失败的教训中摸索经验缓慢前进。当他们不能以重任须肩的精神去研究真理性的经济发展理论而是用过时的理论来教导学生时，很难指望这些学生在以后的国家政府岗位上、在企业管理职位上，能比发达国率先制定出高人一筹的发展策略。当然不仅需要个别经济学家的理论的创新，更需要整个社会济学界思维的创新。1963年，日本的木田忠夫提出了信息化社会的概念，但是日本整个学术界思维疆化，崇拜权威，认为最先进的学术应该来源于美国，而未进行广泛的讨论和进一步的研究。10年后也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学界开始讨论信息社会的概念，并由此推动美国信息化浪潮，这时日本的经济学家们才伧促讨论这一问题，至少日本在信息化浪潮中被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如果，当初日本经济学术界敢于在学术上创新，领导人类信息化浪潮的将会是日本，也许诸如微软、因特等等领导世界信息产业的公司更多的不是产生在美国，而是产生在领导信息化浪潮的日本，有信息化科技创新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也许日本不会有九十年代的经济低迷，在强劲的信息产业推动下，今天日本在GDP方面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美国。
财富，无论是诸如汽车一样的物质财富，还是诸如《红楼梦》一样的文化财富，都是由智力创造的。没有创造出财富，我们就不能生产。长虹如果没有创造出世界先进的彩电，不可能有长虹，海尔如果不能创造出世界一流的家电，根本不能广泛开拓世界市场。不能创造丰田一样先进的汽车，中国的汽车工业几乎全面溃败；不能创造出摩托罗拉，我们只能招商引资，靠廉价劳动力和作出了巨大让步的税收获得较小份额的剩余价值。让我们欣慰的是，近年我国的经济学界开始较鲜明地提出自主创新的的概念，也开始了较广泛的讨论，政府领导人在最近的科学大会中也明确指出自主创新在科技中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认为还是太晚了。倘若，十年前我们经济学界就提出自主创新的概念，并广泛著书立说，广泛讨论，影响整个社会，也许今天，我们一些民族汽车厂已基本可以自主创造生产出毫不逊色于丰田的汽车，也许我们的航空发动机问题上早就解决，也许我们在各行各业早就诞生若干个三星，若干个诺基亚。并且，即使是最近，我们仅仅是说科技自主创新在科技工作中应占最重要位置，应作为科技部门的最重要工作来抓，而不是在整体国民经济中应作为核心、最主要的工作来抓。
一个社会，其经济学家们的重要性是无比重要的。有人说，经济学家好比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建筑学家，建筑师没有科学的建筑学，或者建筑技术水平不高，建垮的只不过是一两座大厦而矣，而经济学家，不研究出科学的经济学术，或者不为政府提供科学的建筑方案，可能建垮的则是整个社会的国民经济大厦，让不计其数的人民生活悲惨。当然，我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们若干年来还是兢兢业业的，不断向国家开出许多优秀的经济处方，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应更高地要求自己，在许多方面，我们做得还是很不足，特别是决定未来命运及持久繁荣的民族自主创新理论上，我们非常失职。
我国的一些人士责骂经济学家不如农民，我们应虚心接受。的确，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我们经济学家提出的，而是我国的农民自己摸索出来的，农民工到沿海打工支撑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也并不是哪位中国经济学家在农民工到沿海之前就提出的，而是大量农民工自发做出效益了，我们才一窝蜂进行理论证明。我国的中兴通讯将科研经费提高到销售比例的10%以上从而提高了国际竞争力。这又是我国那位经济学家若干年前就向他们建议的吗？我国更多的企业家们至今还在过往经济学思维的黑屋中遭受着不重视研发的一次次丧失市场，甚至部份淘汰出市场的惨痛失败。
的确，我们存在严重的失职。
但是，是否我们失职了我们就不再当经济学家？
这正是我们在本文里所要说的问题。
作为一个有责任的经济学家绝不能逃避责任，绝不能退隐山林，面对国民经济的发展的迫切需要，面对增进人们幸福的重任，面对民族复兴的使命，我要说的是——“重任须肩”。应该以经济学的真理性理论为归宿，应该去不断总结人类有史以来特别是现代经济现象的规律，努力归纳抽象出能更好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的理论，并敢于在发展中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不断确保自已所研究的理论和所教授的理论能更地解决现代经济建设的需要，并可以指导国民经济未来的正确发展。
我们反对那些当经济学家的称号被人民责问、不吃香时就摇身一变，变成什么搞经济分析、经济学人、教经济学的等做法，我们也希望我国的经济学界们不要因为受到人民的一点责问，就弃笔消沉。真正知廉耻、真正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是，敢于检讨自己，敢于弥补自己过往的不足，并大力推动民族经济学术的革命，努力肩负起自己在经济学上的责任。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更钦佩至今仍奋斗在经济学术战线的经济学家。
当然，我在文章的标题上并不仅仅提出经济学家重任须肩。我们认为，整个中国的经济学界，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学经济的，教授经济的，包括媒介，都应该重任须肩。学术兴，则国兴，只有当我们共同努力，振兴中国的经济学术后，中华民族才可能真正复兴。
只有我们从思维上超越欧美，提出更先进的经济学术思维时，受先进新学术思维的影响，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策略才能高人一筹，时时把握人类发展的先机而捷足先登，而不再让政府、企业在一次次痛苦的教训中自己摸索经验缓慢前进。只有我们共同研究著述出真正科学的经济学时，我们才能建筑更美丽、更安全的财富大厦，保障国民经济永远的繁荣和增进13亿人民更多的幸福。
我们的意思并不是否定过去的经济学大师们，对过往经济学大师的历史地位是充分肯定的。并且，其中许多对今天还是较正确的理论将为我们所虚心采纳和学习研究。我们所批评的是对过去学术理论的死守和宗教式崇拜。作为现代的经济学家，应该站在这些历史巨人的肩上，结合现代更丰富的经济现象，研究推出更具真理论的理论，以更好地满足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就如自然科学的科学们一样，不会满足于过去经济学家们的创造发明，而是进一步研究发明更多的东西以增进人们的幸福。
2006-02-13 | 
